文 | 刘梦龙
之前在谈《给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说过会专门谈一下南洋华人的困境。这部片子，目前已经可以改称《战嬷》，因为把下南洋这段历史重新带回国人视野，简直戳了东南亚某些人的肺管子。某地反应之大，连篇累牍，鸡飞狗跳，实在有一股歇斯底里的劲头。
理论上说，东南亚某发达城邦是一个华人主导的政治实体，居民主体是华人。但这里并没有变成小中华，相反它的自我定位很有趣，尤其是对自己的中华背景多年来表现出一种外宽内忌的态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当地对中国的警惕性和对抗性更可以说在本地区独树一帜，对中国重返东南亚的焦虑已经要溢出了。
作为一个华人主导的政治实体，当地的社会结构确实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在当地，印度裔公务员的比例一直很高，远高于在当地印度裔的人口占比。这点又和当地多年来有意识地逐步淡化自己的华人社会元素形成了联动。说得更直白一些，一个华人社会在逐渐去华化，这在生活于西方体制下的华人族群中是很明显的现象。而与之形成联动的，往往是印度裔族群的扩展。
怎么理解这种现象？显然这和西方秩序主导下华人社会的畸形结构与持续打压有关。以海峡华人为例，它统治者最初的权力基础来自哪里？它不是打出来的，也不是选出来的，实际上是本地精英对旧殖民体系的继承。或者说，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旧殖民者迫不得已必须离开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本土政治力量，最终选择了尽可能合乎自己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继承者。
这种继承实际上也继承了旧秩序，扮演了一种看守者的本质。虽然同为华人，但海峡精英华人在面对华人社会的时候，却不时表现出一种类似小族临大国的姿态。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形。
某种程度上说，海峡华人的治理精英其实是“远东的英国人”。比起华人社会的传统，他们和同为大英旧属的印度精英或许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共鸣，也更惯于利用同为旧殖民体系下次级成员的印度裔，来达成一种族群制衡，而被制衡的对象恰恰是当地华人。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当地的华人社会有一种被东方吸引回去的迹象，势必对西方旧秩序的继承者构成巨大威胁。
其实，在中国社会还不富裕的时候，海峡华人的精英也会有意彰显自己的华裔背景，营造一种身为西洋精英，又能继承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学贯中西的样貌。但真的到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起来，足以抗衡西方，乃至问鼎天下的时候，他们就不复这种从容，要经常表示与中国的差异乃至对立，展示自己不忘立身之本了。
奈何当代东升西落的情形确实明显，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长期远离这里。冷战的四十年是当代东南亚诸国国族构建的关键四十年，也是东南亚华人关键的四十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会被刻意排除，严防死守的存在。这是至今为止东南亚华人世界困境的根源，而这种严防甚至可以追溯到东南亚殖民体系建立之初。
中国的重返东南亚，冲击的是整个东南亚几百年来运转的最基本秩序。面对很可能要天翻地覆，直击灵魂的文化与现实冲击，作为旧世界遗产的代理人与守护者，某些海峡华人精英当然会应激。
这种时候，他们不仅不能利用自己的华人身份摆出灵活的身段，恰恰相反，他要为自己华人出身避嫌。他们会反复宣示自己的立场，加意团结自己的印度同事，乃至各种少数族裔，但唯独不能假中国人以辞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远东的英国人”要比真正的英国人还要立场鲜明，坚守旧秩序。再泛而言之，这种情形在各国，特别是西方体制下的华裔精英中并不罕见。只是在东南亚地区，这种情形被推演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华裔领头抗华的奇景。
即使是这样，某个城邦也已经是理论上东南亚地区，唯一华人所主导的政治实体了。在东南亚的更多地方，分散于诸国的华人族群处于更加微妙的处境。这种情形，我来形容一下，就是作为东南亚世界特殊的一群人，东南亚华人是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若即若离的一群人。
华人是东南亚社会公认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开拓族群之一，至今依然保持了比较明显的经济优势和族群特色。
如果你问当代的东南亚地区华人，他们也会认为自己自然是本国的公民，所在国是生养自己的父母之邦，中国只是重要的文化背景，是祖先之邦。但任何人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东南亚华人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国族构建中，总是处于一种被排抑的状态。
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当然都是中国人。实际上，一直到1950年代，南洋华人的普遍认知中，自己依然是中国人，只是不免会灵活变换侨胞和国人的双重身份。
但随着二战后东南亚殖民体系解体，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尤其是经过冷战时代的刻意塑造，如今南洋的华人已经不是中国人，而是各自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华裔公民。可就像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若即若离，亲近又矛盾的关系，华人依然长期是东南亚世界的他者，是东南亚世界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一股被需要又被压抑的力量。
东南亚世界的秩序经过修修补补，运行至今，其中很多底层基础是几百年不变的，被不同时代的继承者所心照不宣地吸纳，对华人的用与防就是其中之一。
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就要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发生的时代背景，厘清二十世纪发生在南洋华人身上的历史。很多事情，历史就是当代，过去决定了现在。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下南洋的华人移民是开拓东南亚的主力军之一。至少从殖民时代开始，中国人在东南亚社会就处于一个用和防的二元转换之中。
面对东南亚严酷的雨林环境和本地人的反抗，西方殖民者必须靠中国移民来补充劳动力，尤其是组织力，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国人可以在经济，社会管理领域发挥当地人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也是对土著的一种制衡。
而一旦华人社会在当地积累一定财富，形成较大规模的族群，又很快会引起殖民者的猜忌，进而引发对华人的劫掠和杀戮。这时，殖民者也会有意识地引导土著参与这个过程，来达成另一种制衡。在杀完这一茬华人之后，殖民者又会转换政策，安抚剩余的华人，想办法重新吸纳华人移民，开始新的循环。
当然，这样酷烈的粗放经营，随着东南亚社会的发育完善和产业的不断拓殖，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极大缓和了。这不是殖民者变好了，而是更复杂的社会环境，更成熟的产业体系，天然需要稳定性，已经不能再简单地把原先干活的人屠光抢一波赖账，然后换人来继续干就能维持得住了。
东南亚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华人社会也逐渐摆脱了定期屠杀的阴影，形成了一个介于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稳定阶层，并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在这个时期，殖民地治理体系下的华人精英被逐渐培养出来。他们作为西方殖民者政治上可靠的助手，文化上的归化精英，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优秀的行政能力，出身华人又超脱于华人社会，不再是早期甲必丹那种带有相互利用的实用主义华人头领。
但相映成趣的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南洋华人，很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具备民族主义意识的一群人。下南洋的历史背景，虽然可以追溯到明，但清朝近三百年对整个闽粤地区的酷烈统治，不能不深刻塑造了南洋华人的意识形态。
天地会起于闽，太平天国起于两广，发达的秘密社团本就是南洋华人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这些反清抗争自然也构成了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基础。
南洋地区的华人，夹在殖民者和土著之间，本就有一种醒目的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在东南亚社会，对华人的制度性压抑，政治上的排除，必要时的清洗，是稳固当地殖民统治，防止华人反客为主的明牌。对此心知肚明的南洋华人，最终的财富流向也是国内。
然而，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不但不能对南洋华人提供任何有效的庇护与支援，反而却视他们为弃民，为乱源。这种内外无归的苦难，自然激起了南洋华人光复神州，振兴祖邦的强烈意识。
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南洋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出人出钱，竭诚尽力。这个过程，也同样延续到抗战期间，作为华侨报国的高潮，以南洋机工为代表，为了保卫母国，整个南洋华界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
这个历史时期，南洋华侨的国族认同是非常强烈的，真的把民国看作一个他们下重本所建立的母国。这也使南洋华人产生了很强的正统意识。毕竟一方面南洋华人投入那么多金钱，乃至生命，另一方面他们的生计并不在国内，对国民政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太清晰的认知，带着某种距离滤镜。这点倒和东北沦陷区群众在抗战后一度喜迎国府很像，终究是错付了。
国民政府最终被证明不是一个能真正有效治理中国的政权。它在东南亚华人事务上的失败，不仅是无能，真正可耻的是背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也是整个南洋华人世界的悲剧根源。
当代东南亚世界真正的塑造者是冷战，这是东南亚世界秩序的最后一版大改。自此之后，除非中国的力量真正重返东南亚，一如郑和下西洋，开旧港宣慰司故事，彻底洗牌，否则它将持续运行下去，而东南亚华人的困境也会持续下去。
在冷战的四十年间，今天的东南亚各国形成，南洋华人被分散，并在一轮轮社会动荡、一场场排华中，不断做着走与留的抉择，最终留下的人形成今天的东南亚华人族群。很多人会告诉你，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之后，东南亚华人不再拥有双重身份，不得不在做中国人和做华人之间选择，最终形成了今天归属东南亚各国的分散华人族群。
但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关键时刻是冷战。西方失去中国大陆，并在朝鲜和越南陷入了长期战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整个东南亚地区被视为一个抗击共产主义浪潮的前沿战区，反共是一切任务的核心，而防御重点又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
而另一个关键是中苏分裂和中越分裂。东南亚华人社会总体是偏保守的，这是由它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乃至受国府和殖民地政府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但南洋华人并非缺席中国革命，实际上在东南亚华人中，社会主义也很流行。尤其是抗击日寇入侵，保卫乡梓的斗争中，南洋华人中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起了关键性作用。
但这一切在冷战的背景下，成了当地华人苦难的根源。中国大陆的丢失与赤化，使东南亚的华人实际上成了西方殖民者眼中比原住民更危险的存在。在殖民浪潮退去，由美国接替旧殖民者主导东南亚的过程中，事实上是群雄并起的，但华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说，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压制华人的本土力量，才能赢得美国人的认可。
而怎么能压制华人，又怎么展示力量，同时赢得美国人和本土族群的认可，排华是一个捷径，不外乎是用刚性的手段直接掠夺，还是用柔性的手段细水长流。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南洋的华人社会进一步分裂开来。不仅是中苏，甚至中越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对东南亚革命有着无可调和的领导权分歧。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不可能不把这种情绪进一步引向东南亚的华人。
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本质上处于一个自我防卫态势，力量投射的边际不能越过中南半岛，能给东南亚华人世界提供的支援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不要忘记，这时还剩下一个退守台湾，但依然挂着正统招牌，但实际上却在配合美国亚洲政策的蒋记政权。
这就带来了南洋华人社会的持续分裂。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的华人武装斗争，实际上陷入了希腊共产党式的绝境。中国不能有效支援，苏联、越南也不希望由华人在东南亚主导共产主义革命。
而逃台的蒋记政权空有强大的海空力量，挂着正统和美国支持两块招牌，不仅不为南洋华人提供实质性的支援与外交斡旋（可耻的是，理论上南洋华人甚至还可以说是民国的正经国民），反而一味进行所谓安抚，无视华人遭受的苦难，积极配合西方的反共节奏。在历次排华运动中，国府可谓无耻于前，无能于后，完全把精力放在配合西方分化，压制南洋华人这件事上，事实上进一步切断了南洋华人对母邦的指望。
在这样彻底的分裂和围剿之下，南洋华人社会原有的裂隙被极度放大，而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是被东南亚各国分散镇压了。压制南洋华人，正是这些新生国家的立国关键一环，所有人都沾了血，得了利，他们的统治者有样学样，或主动或被动，继承了过去殖民体系下对华人又打又用的那一套。
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间，南洋华人中那些最有热情，最坚定，最有才能的人，要么回到了中国大陆，要么在强弱悬殊的斗争中牺牲了，要么选择了委曲求全，还有的实际上跳船到了华人社会的对立面。东南亚的任何一个族群都可能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下争取独立自由，但唯独华人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些经历了冷战，幸存的南洋华人是同时被本地族群、美苏两大巨头所三面夹击，一群被时代的巨浪冲得支离破碎，至今还心有余悸、无法安生的亚细亚孤儿。
东南亚华人的困境，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四百年来，在西方秩序下承受的巨大苦难之一。南洋华人比国人更早感受到了祖国强大的意义在哪里，而他们也吃了更多没有强大祖国的苦。即使在主观意识上，今天的东南亚华人可能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客观上，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是不可能被切断的。
只要南洋华人还在坚持自己的传统，试图维持一个以血缘文化为纽带的独立族群，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有一个非常强大、强大到作为一种文明足以和整个西方世界相提并论的母国，并必然要带来事实上的地缘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世界各地的华人族群自我认知如何，都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延伸，是和中国的兴衰紧密联系的。所以，在那些西方统治更严密的地方，各种华人族群都不免去中华化，进入一种要么归化反动、要么自我消解的状态，这和其他日益强调自身特性的少数族群，尤其是印度裔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东南亚世界的华人，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困境，只是由于西方力量的退潮，本土族群的力量有限，还在苦苦支撑罢了。
南洋华人的历史，其实是中国文明走向世界的一个侧影。中国这个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族群对世界的贡献一直都很大，但我们对世界秩序的构成，已经缺席很久了。我们并非置身于世界之外，相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我们和世界的联系越发密切，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之中，时不我待的时候。
当代世界的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对中国不利，不公的架构之下。这个架构不能简单的看作只有西方的压迫，而是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看似也被西方所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潜移默化的生活在其中，并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来自错误的过去，由此形成了错误的惯性。迄今为止，中国人在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态度上依然有着很强的被动性。但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华文明一直强调我们对周边世界是有责任的，要有一种强烈的主动性。这种自觉，由于我们民族几百年来的历史苦难，近代以来漫长的积贫积弱，已经缺席很久了，要从我们的思想上进行重建。
就像南洋华人的苦难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错误是如此根深蒂固，糟糕且复杂，使我们习以为常，乃至望而生畏。但我们不能等到太多利益被损害，太多的资源被浪费，太多曾经寄望于我们的人失去希望，这才有所动作。
郑伯克段式的把戏不适合我们的时代，甚至也是不义的。时间不是无限的，人与资源也不是地里的“韭菜”。说到底，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即使暂时还不是我们的，我们也要尽力，尽快去保护未来要属于我们的世界。
随着我们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我们有责任主动去做些什么，使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和我们有关的人，从一种畸形的秩序中解脱出来。要解放世界，才能解放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