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1952年8月，为庆祝建军二十五周年而举办的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其中一个比赛项目非常特别——

跑步比赛时，运动员不是根据发令枪起跑，而是谁先在起跑线上写出规定的文字，谁就能率先起跑，文化水平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体育比赛的成绩。

这种事现在听着很新鲜，但在革命军队里，其实是很正常的。早在红军革命的年代，这支军队就把“识字”和“打仗”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为什么？

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的不仅是能冲锋的战士，更需要一群懂道理、有文化、能算账的革命者。

枪杆子负责清扫旧社会，笔杆子则在废墟上建设新世界。

等到革命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里的“识字”传统，便随即放大到全中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识字运动。

运动会上比赛写字，便是这场扫盲识字运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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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队学习文化，由来已久。

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教员就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要用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等方式加强红军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以及通过识字运动、革命故事、经济常识等方式强化战士的政治训练。

战士识字，此时便开始了。

到了1936年，中央红军已长征到陕北，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时发现，红军的每个连队都有一间列宁室，每间列宁室都有一个角落，墙上挂满了战士的笔记本。

这个角落，其实就是连队的识字班。

识字不到一百的一个班，识字一百到三百的一个班，识字三百以上的一个班，那些完全不识字的都编入“瞎子班”，而这个班的战士，整个红一军团都不到两成。

我们都知道，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那他们怎么识字呢？

方法很简单，战士们去上课的时候，一手拿着背包、一手提着砖头，教师则把窑洞当成教室、石板当成黑板。到了写字环节，教师就在石板上写下范例，战士则坐在砖头上，再把国民党散播的传单翻过来，在空白处练习写字。

条件虽然艰苦，但时间一长，学过的字还是能刻在战士的脑海里。

除此以外，红军还发明了“识字牌”的游戏，把识字当成娱乐项目。发到农村的识字课本，直接把革命理论编成一问一答的简略形式，识字和明理齐头并进。

即便是行军途中，红军也不放过识字的机会。

每个战士的背包上，都挂着一个生字牌，后面的战士边走边学，等到完全学会，再变换队形，开始学习新的生字。

就这样，革命、打仗、识字，三件事被融合成一件事。

斯诺曾采访过一个红军战士，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为什么愿意学习？他说：“红军教我读书识字，现在我都能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了。”

言辞之间，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就是识字的意义，它把一个世代当睁眼瞎的穷孩子，变成一个对革命、对中国有用的人。

再往后，全面抗战到来，列宁室改名为救亡室，识字课跟着八路军走遍每块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炮弹飞过头顶，战士们仍然在坑道里的“阵地之家”、“阵地图书馆”读书识字。

可以说，二十余年来，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太行山到鸭绿江，这支革命军队走到哪里，识字课就开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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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这支革命军队解放了全中国，那么他们的识字传统，自然要扩散到全中国。

这个过程，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但，要让全体中国人民识字，远比军队战士识字难得多。

那时，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文盲率却高达八成，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足两成、初中入学率是6%、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11.7万人。如果把目光局限在农村，数据更吓人——

全国农村文盲的比例达到95%以上，跑遍十里八乡，可能都找不到一个识文断字的。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现代国家要发展起来，前提条件是把政令传达到每一户、每个人心中，如此才能起到引导、动员、号召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八成人口都不识字，这个国家想要发展起来，无疑是天方夜谭。

国家想要做些什么，可能政令传到村口，就传不动了。

这种情况，教员看的很清楚，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就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里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革命战争还没有结束。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战争的障碍就不存在了，不论客观条件如何困难，给全国人民扫盲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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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全国人民扫盲，新中国成立将近一周年时，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便召开联合会议，决定推行识字教育，逐步扫除文盲。

为表示支持，教员还亲自到场接见了参会代表。

随后，城市开办了“夜校”，农村在冬天农闲时办起“冬学”，工厂有“车间学校”，田里有“地头学习小组”，妇女有“炕头学习小组”，有些农村还成立了“读报组。”

一场覆盖全国的扫盲识字运动，就此铺开。

学校是办起来了，那老师不够怎么办呢？

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谁先完成扫盲、谁能多识几个字，谁就做老师。例如学会十个字的做"十字先生"，学会百字的做"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那些年，扫盲识字这件事，融入了全国人民的方方面面——

青海的放羊娃，在山坡上默写冬学教的字。福州的渔民妇女，在船头一笔一画地练。新疆的田埂上，小学生给社员当老师。吉林的八旬老人，扫盲扫到能读报。九三荣军农场则是马车后面挂一块小黑板，写着前一天学的生字，战士们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收工时组长再挨个检查。

中国的土地上出现这么浓厚、这么广泛的学习氛围，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学归学，但汉字常用字有3500个，从哪些字开始学起？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传统经典里、不在正规学校的课本里，而要落到实际运用上面。

农业合作化开始以后，农民劳动要记工分，如果村里没人识字，记工就成了大难题。例如有的互助组里没有记工员，便用布袋装豆子来代替工分，结果布袋被老鼠咬破，豆子洒落一地，一年的工分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团支部，便办了一个“记工学习班”，并请来四名高小毕业生做老师，专门教农民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农活、农具、牲畜的名称。

一言以蔽之，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习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短短两个半月后，全村的115名青年都学会了200多字，其中19名能做记工员、92名能记自己的工分。

教员听到高家柳沟村的经验以后，随即把汇报经验的文章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笔写下按语：“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可以说，理论结合实际的哲学，在扫盲识字运动上也有了深刻体现。

而为了降低识字的门槛、提高扫盲运动的效率，国家相继做了三件事——

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正式决定推行简化汉字，第一批就推出了五百多个简化字、五十多个简化偏旁。

次月，周总理在《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再过两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字让字好写，拼音让字好认，普通话让字好读，如此三管齐下，扫盲识字的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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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识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那成果怎么样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其中一个是关于女性的。

旧中国的文盲率高达八成，其中农村女性的比例更高，她们在娘家时没机会读书，嫁到夫家，也只能得到一个“王门李氏”之类的称呼，或者姓氏+小名，基本没有正式的名字。

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中，都只能是男性的附庸。

要想让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把女性从这种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成为独立的个体，也成为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

因此，教员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坚决要求废除包办婚姻、实现男女平等。

扫盲识字运动，正是配合《婚姻法》和政治号召，解放女性的关键一步。

例如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扫盲班刚办起来的时候，报名女性给自己登记的都是王欠欠、肖条条、李桃子一类的名字，可学了几个月以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名。

王欠欠改成王菊兰、肖条条改成肖丽秀、李桃子改成李秀民。

那些被人叫了半辈子却难登大雅之堂的旧名字，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认识、能写、且略微文雅的新名字。

女性有了名字，便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谁的附庸。

从此以后，《婚姻法》和政治号召保障了她们的地位，扫盲识字给了她们独立做人、独立谋生的能力。她们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参与社会的各项工作、阅读报纸了解政策、记下工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可以说，扫盲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识字，它是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解放女性、壮大中国建设力量的一把利刃。

另外一个是关于男性的。

高玉宝是辽宁瓦房店的穷苦孩子，从小就给地主放猪、到日本工厂里做童工、在大连街头做乞丐、卖冰棍、捡破烂、给说书先生打杂工，受尽了人间苦难，导致他在1947年参军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

然而，自从参军以后，高玉宝就变了。

他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立下6次大功和2次小功，并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经过两年的勤学苦练，随军南下的时候，他就能用汉字、图画、符号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创作出长篇自传小说《高玉宝》。

等到战争结束、扫盲开始，高玉宝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那部“鬼画符”似的自传小说，也得以用更通顺的文字来表达。

1955年，高玉宝的长篇自传小说《高玉宝》出版，累计翻译成15种外文版本、7种民族文字版本，发行量超过600万册。其中一篇《半夜鸡叫》，刻画了一个恶霸地主周扒皮的形象，后来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并拍成木偶电影。

通过这部小说，高玉宝成为举国知名的战士作家，扫盲识字运动的标杆人物。

而高玉宝的背后，则是沉默数千年的亿万中国人，第一次成为能自我表达、能被世界看见的人。

这就是扫盲识字运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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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识字运动共持续了十几年，截止到1965年，中国的文盲率已经从80%下降到38%。这个数字意味着，除了老人和婴幼儿以外，中国的绝大部分青壮年，都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在一个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国家，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扫盲识字运动已经过去70余年，回顾这场社会变革，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权机构都是铺设到县一级，再往下便是地主乡绅自治，国家的触角，从来不能和人民建立直接联系。

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扫清了地主士绅，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合一的人民公社又取代了地主士绅的自治地位，在政权机构的层面，国家的触角开始全面深入基层。

与此同时，扫盲识字运动让青壮年有了基本的文化素养，他们可以清晰的知道国家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并从得到的信息中，判断出自己应该做什么。

这条信息流通渠道搭建起来，国家的触角便和每个人建立起直接联系。

可以说，土改和扫盲，一硬一软，共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根基。

而当年为降低识字门槛开发出来的汉语拼音，现在仍然是每个中国人读书识字、用手机电脑打字交流的桥梁，承担着14亿中国人进入信息时代的入口功能。

这样的景象，恐怕是那些开发汉语拼音的学者、在田间地头照着拼音学习汉字的人们，没有想到的。

但也正因为有了这座桥梁，每个中国人都能接收到海量的信息，和国家、世界真正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

这，未尝不是一场新时代的扫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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